坦率地说，房产界人士出面唱衰住房团购，这并不奇怪，因为开发商所以能够获得暴利，靠的就是自己的垄断地位和购房者自己的自相残杀。现在住房团购出现了，意味着购房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垄断”起来了，博弈能力有所增强，由于开发商和购房者之间是纯粹的“零和游戏”，因此房产界人士希望住房团购早日瓦解，是很自然的事。

至于有人质疑这是邹涛的自我炒作，我觉得也并不是完全不合情理，虽然现在并没有证据证明邹涛是在忽悠那些信任他的购房者，但俗话说防人之心不可无，何况这年头以种种美好的借口忽悠大众，打左灯向右拐之类的事多了去了。这样的质疑，有利于邹涛本人的清醒，也有利于提醒加入团购的市民加强对邹涛的监督，在客观上是有好处的。

但广东东方金源律师事务所律师金焰说：未登记的社团组织涉嫌违法，“万人住房团购”不可能与某个开发商达成一次性的购房协议，因此将长期存在。这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并且长时间存在的组织，这样的组织不登记就属于违法行为——这就是一个相当严重的指控，不能不认真辨析一下。

在我看来，金焰此言，虽然深文周纳，想一举置“万人住房团购”于死地，但却颇多臆测之词，并不具有“法言法语”所必须具有的规范性。比如金焰断言他们“不可能”与某个开发商达成一次性的购房协议，这是不是有些过于武断呢？“长期存在”的难道就一定是一个社团吗？我和几个朋友相约每周末爬香山，这样的行动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是不是也要去相关部门进行社团登记呢？

“万人住房团购”，说到底，仅仅是公民的一次集体采购行动而已，这是一次“行动”而不是一个“组织”，进行这样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公民可以自由决定参加这次行动，也可以随时退出，“团购”内部没有等级制，也没有任何具有强制性的章程，类似这样合法且合乎市场规律的“团购”行动，每天在市场上出现的不知凡几，倘若都要登记，则登记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变身为千手观音也忙不过来，而公民的交易自由却势必受到严重的压制。

当然，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得出不同的结论也可以的，但最好不要搞双重标准。我想请教金焰律师的是：房地产开发商搞价格联盟，集体哄抬房价这么多年，他们可曾在相关部门注册登记？“温州炒房团”在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四处兴风作浪，他们又几时进行过社团登记？为什么他们不涉嫌违法，而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进行一次团购行动，就涉嫌违法了呢？莫不成法律是律师手中的橡皮泥，想捏成什么样子就可以捏成什么样子？

以目前楼市的形势，开发商对“万人住房团购”似乎有点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借政府之手解散“团购”，似乎是一种“交易成本”最低的“市场行为”了。但如果有人因此指控金律师是受开发商的指使，玩借刀杀人的老把戏，金律师又该如何替自己辩白呢？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这本无可厚非，但身为一个法律人，确保自己的行动能够增进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而不是减少公民的自由和权利，这应该是一条底线。

http://news.sina.com.cn/c/2008-08-05/014014265630s.shtml

我的担心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有历史的教训作依据：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式上，中国作为下一届举办国，有一台8分多钟的文艺表演。这台表演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了被刻意裁短的旗袍、裸露的大腿、小女孩的飞吻，再加上红艳的色调和轻佻的旋律，组合成了一种类似于夜总会的风格。文化学者祝东力曾经不无尖刻地评论说：整个演出只有对西方的迎合，反映的是一种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至于文化自信什么的，当然也就谈不上了。

当然，本届奥运开幕式上，无疑会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符号，这一点我倒是不太担心，因为总导演张艺谋善于运用中国文化符号是出了名的。但充满了中国文化的符号并不等于充满了中国文化的自信，符号是外在的、表面的东西，而自信则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比如四年前雅典那8分钟的表演，里面也充满了传统中国的文化符号：旗袍、二胡、红绸，还有京戏、武术、高跷、红灯笼和茉莉花的旋律，等等，但我们却很难说这场表演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的文化自信。

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自2004年雅典奥运会结束以来，中国的社会心态似乎并没有走出“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变得更加焦虑了。而焦虑的结果，就是更加没有自信，对西方更加迎合。比如为了照顾西方人反对吃狗肉的偏好，在奥运期间，北京所有“涉奥”餐馆禁止狗肉，其他餐馆也被奉劝暂时停售狗肉。有海外华文媒体就此发表评论说：“这里反映的是中国近年来经济自信心上升的同时，文化自信心却始终不振。”

文化自信，说到底是坚信自身文化的优越和优美。强调文化自信，决不意味着盲目排外，而是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方面，是决不无原则、无底线地改变自己，以换取西方文化的认可；另一方面，是对其他文化取鲁迅先生所主张的“拿来主义”的态度，“占有，挑选”，为我所用。“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

其实，在世界国家和民族之林中，中国最有理由保持自己的文化自信，因为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中，传统文化体系最完备、最精良的一个，在“现代性”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的今天，中国文化可以成为必要的调理之药，其作用是多方面的。比如中国传统文化格外强调“天人合一”，较之西方文化，更能指导人类与大自然达成高度的和谐。

俗话说：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对奥运会来说，就更是这样。假如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能够成为一场充满中国文化自信的开幕式，则金牌的多少，我倒并不是很在意的。

http://sports.sina.com.cn/o/2008-07-30/04183817890.shtml

尽管我对陶局长很是同情，但还是认为，他所遭遇的这次尴尬，对推动广州市的文化工作是有好处的，因为来自观众的压力，以及通过电视传媒放大后所产生的舆论压力，都会转化为他解决问题的动力。而且，由于他是在万众瞩目的情况下被“质疑”的，所以在这种“电视对话会”上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很难被用虚应故事的方式搪塞过去的。

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于：他下一次什么时候出席这种节目，以使公众有机会听到他对“质疑”的回复？其他局长，比如教育、卫生、公安等和市民生活更密切的局长会不会出席这样的节目？市长会不会出席这样的节目？简言之，如果这种“电视对话会”能够常态化、制度化，那就可以成为市民参与市政管理以及对政府和官员进行监督的有效形式，但如果这种对话会仅仅是偶一为之，那就不过是一个噱头，意义是不大的。

一般来说，对官员或一级行政机构的监察与督促，主要来自这样几个方面：一是上级；二是专业机构；三是人大、政协；四是媒体；五是社会公众。在这五个方面中，前四个方面，由于始终面临着无法打破的信息不对称，再加上容易变相互监督为相互交易及其他因素等，效果是不够理想的，腐败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就是证明，而只有公众能够通过某种形式直接起来监督政府和官员，才能克服这些弊端。在我看来，“电视对话会”就是这样一种“直接监督”的好形式。

笔者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大胆的设想：能不能规定，凡是需要经过人大选举和任命的官员，主要是市长和各局局长，每月参加一次这样的电视对话会？对话会要现场直播，而现场的观众则应该从报名者中用抽签的方式随机产生。反正中国官员的日常工作也无非是文山会海，每月花两个小时和公众会一会，应该毫无问题。

“电视对话会”和前一段时间有些地方搞的大接访是不一样的。因为接访虽然也是民众和官员面对面，但仍然是以解决个案为主，而且民众究竟提了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解决的结果是不是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等至关重要的信息，仍然处于官员的掌控之下，而官员只要能够垄断信息，他就不会感到有真正的压力。

也许有人会质疑，这样的对话会，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一定充满了不确定性，是不是会影响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正是因为提问具有不确定性，才会迫使官员全面地了解和做好自己的工作，因为任何的疏漏，都可能会在对话会上被观众当场提出来，而使自己陷于尴尬的境地。这次陶局长为了使自己免于尴尬，甚至“把文化局各处室的负责人以及各区文广局的‘一把手’们都邀来陪他‘坐镇’，解答各类问题”，就说明了这一点。

经常性、制度性的“电视对话会”还会有许多其他附带的好处。比如它会成为考察干部的一个有效方式，官员对自己工作了解掌握的情况，决断能力，反应能力，乃至口才和风度等等，都会在社会公众面前暴露无遗；毫无疑问的是，这种对话会，也还会成为训练社会公众民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一种有效方式。我想，如果假以时日，我们甚至可以从中摸索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参与式民主的新路来。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29/013714230931s.shtml

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这两代作家的对话，似乎是针锋相对，然而我却感觉，他们的过招有点像京剧舞台上的“武打”——那也是刀枪对刀枪，剑戟对剑戟的，不过双方都知道这不是真打，是演给观众看的，所以虽然看上去招招致命，但实际上却都毫发无损。

王、张之争也是这样，无非是在对一个“伪问题”进行假打而已。为什么呢？因为作品和历史的远近，是由题材决定的，脱离了具体的题材谈论什么“躲避历史”或“和历史靠得太紧”，给人以不知所云的感觉。而且，作品的价值也不能根据其和历史的远近而定，这一点，王蒙自己的创作经历就可以作为例子：1956年，他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时，只有22岁，比今天的许多80后作家还年轻，但在这篇奠定了他本人在当代文学史地位的小说中，也没有什么“历史”。这篇小说在当年之所以引起了轰动，关键在于干预了现实生活，“表现了强烈的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的思想主题”。

看来，和一切武林高手一样，王蒙先生也是不愿意把自己成功的独门秘籍轻易示人的，因为他没有指出，80后作家的作品——也许是绝大多数当代作家的作品——最致命的问题并不在于“躲避历史”，而在于“躲避现实”。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多少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与干预，更谈不上批判与反思了，而只有一些个人的闲愁野恨，抑或小资式的吟风弄月，或者竟像卢新华那样，从《伤痕》一路闪转腾挪到了《紫禁女》，除了个人欲望被压抑的痛苦之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什么感觉了。

我感到很不解：中国晚近的三十年，可以说是一个市场化、商业化和资本原始积累快速扩张的时代，西方类似这样的时代，是一个涌现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比如法国有巴尔扎克和他的《人间喜剧》，美国有马克.吐温和他的《镀金时代》，但在中国，除了深圳的曹征路的几篇短篇如《那儿》、《霓虹》外，似乎集体交了白卷。原上海首富周正毅的故事，我觉得比《人间喜剧》中的任何一个主角都精彩，但中国的《人间喜剧》在哪里呢？

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认为王蒙老先生自己也是难辞其咎的。15年前，王蒙发表《躲避崇高》之后，一躲就躲得离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远远的，其他作家也紧随其后，一个比一个能躲，纷纷躲开宏大叙事躲开公共领域，或高蹈或琐屑，尽可能地写得神秘写得纯粹，完全不屑于关注思想和社会，只顾“自己和自己玩”。按当时的言说，是这样就可以进入“后现代”，结果如何呢？现在看来，不仅没有进入“后现代”，反而回到了“原始社会”。诚如陈果在《榴莲飘飘》中所写的那样：“男的追，女的跑，按到地上搞一搞，——掀起了原始社会的性高潮。”

在老一代作家中，王蒙似乎是最喜欢和80后作家接触，也是对他们最为宽容的一个，就连有抄袭记录且拒不认错的郭敬明，王蒙也不介意介绍他入作协，还屈尊担任了他发起的“第一届文学之新全国新人选拔赛”的总顾问。以王蒙的资历和眼光，未必不能看出80后作家们的弱点究竟那里，但他为什么不愿意给他们一些有分量的忠告反而只是一味地迎合呢？有人说他说想通过谄媚文学新人来使自己免于寂寞，我对此并不同意，也不想做更多的猜测，只是希望80后作家们自己有一点辨别能力。

http://news.sina.com.cn/s/2008-07-27/052816006609.shtml

“8299万元”，有整有零，似乎是经过仔细计算的结果，但却让人感到十分费解：为什么不是9000万元？为什么不是1亿元？难道一年消费8000万元就不算贵族了？对所有这些问题，胡润并没有多做解释，不过他公布的这道“门槛”，所传递的信息却是很清晰的：只要你的钱足够多，多到了每年可以消费“8299万元”的程度，那你就是“中国新贵族”了。

钱多就是贵族？我对这个结论非常怀疑。因为“富”并不等于“贵”，“富”是有形的，可用物质衡量的。“贵”是无形的，是内在的、精神的修养和气质，是不能用财富堆积去衡量的。富豪可能低级庸俗，“贵族”却可能生活拮据。胡润来自英国，应该知道一部英国贵族史表明，贵族之所以“贵”，并不在于拥有巨额财富，更不在于豪华奢靡，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而在于其品行端正，操守优良，注重荣誉；在于其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以及为其他群体所提供的保护和帮助；在于其对国家利益和荣誉的捍卫，包括为此所作出的牺牲。

实际上，贵族一词所强调的，早就不是什么财富、消费之类的意义了，而是精神品质。比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就曾指出：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很明显，在这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眼里，所谓的贵族精神指的是一种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既无关乎门第、血统，更与消费水平无关。在1940年代，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也用了整整一章，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他们以为那些商人、厂家、经纪人，都非gentleman。”“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其在社会学意义上的所产生的后果，就是社会开始分层，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完全实现。在我看来，如何教育、引导这些先富起来的人养成“高尚的人格理想、高贵的精神气质”，学得像一个真正的“贵族”，自觉地承担起其对社会、对公众、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是中国面临的一大课题。西方的历史表明，富人的“贵族”品格的确不是天生的，而要靠后天的培养。比如在1930年代之前，西方强调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利润，而1930年代至1960年代则倡导企业也要对顾客、员工、供货商、债权人及所在社区负责；1960年代后，则更多地主张企业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回馈社会。到了今天，比尔.盖茨甚至认为，获得社会认同是一件比获得财富更重要的事。

胡润以消费能力作为划分“中国新贵族”的标准，无疑是属于一种商业炒作，我们不妨一笑了之。

http://news.qq.com/a/20080724/000031.htm

这样的举动，这样的碑文，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王兆山先生那首因感慨于“党疼国爱”，表示“纵做鬼，也幸福”的“江城子”词。不过在我看来，两者还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和身居高位，在体制内拥有重大利益的省作协王副主席不同，李怀周仅仅是一位靠收废品为生的农民，从报道中看，他和张学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他知道张书记是谁，张书记不知道他是谁。因此，与其说他希望能够通过立碑的举动，从张书记那里获得什么好处，毋宁说他是在表达一种朴素的感情以及某种良好的愿望。

感情好理解，一个地方官员亲民、廉洁、效率高，在今天算是一种非常稀缺的品质，很容易引起民众的好感。那么，李怀周以及支持他立碑的其他农民想表达的愿望又是什么呢？很显然，这就是一种希望能够多出好官，多出清官的愿望——这是一种古老的、源远流长的愿望，也是一种在今天仍然有着广泛民意基础的愿望，不仅农民有这种愿望，不少市民乃至知识分子，也有这种愿望。

不过，立功德碑以及其所表达的愿望，虽然是善良的并且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是一种“前现代”的行为和心理，看着那巍然耸立的功德碑，笔者心中顿时产生了一种不知今夕何夕的感觉。因为按照现代政治理论，官员无非是社会公仆，是“人民养着你们”嘛，做的好，是应该的，做的不好，那就请靠边站，换人试试看。“功德”云云，不知从何说起？保姆为你烧了一盘好菜，难道就算“功德”了吗？

从效果上看，立功德碑就更属于一种前现代行为，因为这等于在官员的头顶上平添了一道神圣的光环，是在为官员“增魅”而不是在为官员“除魅”。这样的功德碑立多了，官员们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进入到一种不能批评，不受监督的状态，因为连民众自己都会下意识地认为，如此“功德无量”的官员，怎么可以随便批评呢？又有什么必要监督呢？官员一旦进入到这样一种状态，其潜伏的风险，我想是不言而喻的吧？

如果我们更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还不难发现，立“功德碑”其实还反映了民众在公权力面前的一种无力感——民众找不到其它对官员施加影响到渠道，立碑以及送锦旗之类颂扬官员的行动，既可以对官员的心理及行为施加影响，又没有其它形式所伴随的风险，所以很容易被民众所采用。从这个角度来看，立功德碑这种前现代行为的出现，恰恰是由公权力还具有一定的前现代性所导致的。

好在市委书记张学军本人是清醒的：“我在登封做的工作都是我应该做的，立碑不好，不应该搞个人崇拜。”他并表示“应该把碑拉走。”这是对的，但还不够。一个好的执政者，应该看到立功德碑现象背后所存在的制度及文化问题，并努力通过制度创新，逐步扩大民众的民主权利，传播现代民主意识——我认为，这应该是远比简单地“把碑拉走”更关键、更根本的举措。

http://news.qq.com/a/20080722/000133.htm

在美国遭遇次贷危机，作为实际世界货币的美元一贬再贬，全球经济一片风声鹤唳的大背景下，这个“大金娃娃”的出现无疑让人喜上眉梢。因为黄金是真正的国际硬通货，国家有了足够的黄金储备，人民币才会有足够高的信誉，国家平抑通货膨胀，稳定人心也才有了最强有力的手段。未来如果真的发生了金融危机，有了黄金，我们就能够安渡难关。

发现了大金矿，我想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资本，恐怕都会垂涎三尺，跃跃欲试，打算从中大捞一把，那么，开采这座亚洲第一金矿，究竟应该遵循哪些原则，才最符合国家利益以及当地人民的利益呢？我有这样几点建议：

第一，根据我国《矿产资源法》第三条的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因此，这座金矿最好由国有独资公司来开采，开采金矿所需要的经费由国家财政拨付，采获的黄金则全部上缴国库，不搞自负盈亏的那一套，防止金矿成为利益集团的囊中物。更不能崽卖爷田心不疼，重蹈贵州贞丰县烂泥沟金矿，云南播卡金矿等被外资低价圈占的覆辙。

退一步说，即便真的需要外资或民资的进入，则它们也只能获得“开采成本+利润”的“开采费”，而采出的黄金，仍然要无条件地归国家所有，不接受这个条件就不准它们进入。绝对不能像对待其他矿产资源如煤矿那样，搞什么“谁开采，谁受益，谁发财”，否则即是违法行为，也是对国家民族利益的一种变相出卖或者侵吞；

第二，“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并不意味着当地人民不能受益，恰恰相反，如何使当地人民受益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应该成为开采金矿时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是首要因素。只有这样，金矿的开采才能得到当地人民的全力配合，当地的经济、社会也才会持续繁荣。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做呢？我建议：一是对于因为开采而必须拆迁的原住民，给予高额的补偿，所谓高额，就是补偿不仅要足以弥补他们对损失，而且还要有一部分“溢出”的价值，足以让他们有财力在迁居后开始新生活，这实际上等于是以间接的方式让他们分享原本在他们脚下的黄金的收益，符合自然公平的原则；二是对采矿工人的工资，不能简单地“让市场决定”，而是要足够的高，高到足以让他们在当地买房子、娶媳妇，安居乐业，真正实现藏富于民。而这一原则在经济上的目的就在于，要以矿工的消费带动当地服务业以及其他产业的发展。这样若干年后，即便是矿产资源枯竭了，当地经济也已经获得了自主、永继发展的能力，避免其他资源型城市，在资源枯竭后即随之衰败的悲剧性命运；

第三，在开采伊始就应该充分考虑环境保护问题，如污水如何处理？矿坑如何回填？植被如何恢复等，都应该有一个周全的方案，并接受当地公众的监督，不能再走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应该做到来到时候青山绿水，走的时候绿水青山，否则我们将无法面对子孙后代的眼睛，开采金矿也只会使国家受害，而不能使国家受益。

http://news.sina.com.cn/c/2008-07-21/015115966365.shtml

老实说，尽管有很多网友陪着司马一起唉声叹气，但我却很有点不以为然，因为经验告诉我们，离了谁地球都照样转。说《风云决》能够决定中国动画电影业的胜负，这也未免太高看了它。《风云决》倘若能够风云一时，固然不错，但如果它因为功夫不济，被“熊猫”或者“超人”之流打得满地找牙，那又如何呢？难道从此中国人就不拍动画电影了？

带着几分好奇，我昨天走进电影院去见识一下“风云”，看过之后，更感到“最后的晚餐”之类的说辞，实在是太过杞人忧天了。我反倒觉得，倘若真的让“风云”和“熊猫”过一下招的话，鹿死谁手还很难说，如果说功夫熊猫是一位穿汉服，讲英语的外国人，则“风云”就是一位穿西装，讲普通话的中国人，区别是明显的，但高下却无法判断。

从剧情来看，动画版《风云决》有点像电影《风云》的续篇，讲的是聂风和步惊云联袂打败雄霸后，又遭遇了另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傲决。他追杀“风、云”，以求两人体内的麒麟血，为“无敌决剑”开封，以此独霸天下。《风云决》总时长是90分钟，尤以武打镜头最为传神，据了解，这时因为在制作时，要先让真人武师打斗一番，然后再由画师根据拍下来的视频绘制成动画，其中一个长镜头，耗时9个月才画完，由此可见在动作刻画上的细致和较真。以我有限的欣赏体验，《风云决》的动作绝不逊于日本和欧美但动画大片，不仅不逊于“功夫熊猫”，也完全可以和《武士阿非》、《阿基拉》、动画版《骇客帝国》这些至尊级的动画片相媲美。

《风云决》的导演是来自香港的林超贤，林导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对许多武侠电影常见元素的灵活运用上，镜头拍得非常大气，几乎让人忘了这是一部动画电影。片中的几个重要场景，如凌云窟、傲家祖坟等都很有气魄。在电影中，火麒麟所在的凌云窟雄浑苍凉，震撼人心；聂风与第二梦相遇的小镇，远山四围、水清如镜、色彩明丽、意境清幽。此外，步惊云的冷漠、酷帅恐怕也是每个男生所梦寐以求的“型象”。

从《风云决》的制作看，中国的动漫技术已是国际水平，但也正因为如此，其在内容上，主要上是在文化和价值上的贫困，也就显得特别的突出。片子尽管拍得很是唯美，但还是没有跳出香港武打片的窠臼，观众在欣赏影片的时候，虽然感受到了酣畅淋漓的视听震撼，但当走出影院之后，却会发现，头脑中还是一片空白，并没有留下什么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一部好的电影应该带给人们某种感动和思考，甚至是某种不安或酸楚，让人们带著某种依恋、忧伤抑或充满希望的感觉离开影院，而不是心灵的空白——在我看来，这才是《风云决》真正的软肋。

有评论说，“与来自美国的动画巨制《功夫熊猫》一样，《风云决》同样具有走出国门，走向国际的品质”。但我以为，如果今后的中国动画大片，不在文化和价值观上下功夫，拿出属于自己的“绝活”来，则即便是走出国门，也难说不会被鼻青脸肿地打回来，说不定还会被人追到家里来胖揍一顿。从这个意义上说，《风云决》虽然不会成为中国动画电影的“最后晚餐”，却很有可能成为“最后晚餐的第一道菜”——端看“内功”能不能练得出来了！

香山是有蛇的，我以前登山的时候见到过。
 
山顶隐隐传来雷声，像是很多门重炮在发射，又像是无数面战鼓在擂响，一场暴雨在酝酿中。
 
我忽然惊醒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胆小了呢？”我问自己，“是人怕蛇？还是蛇怕人？应该还是蛇怕人。虽然它们有毒牙，有毒液，猝不及防的时候甚至可能会置人于死地，但它们毕竟不过是些阴暗动物、冷血动物，只敢躲在不见天日的草丛里，它们还是怕人！”
 
“怕蛇，以后还敢爬山吗？”想到此，我也就释然了，用手拨开树枝，沿着这条小路，奋力向山顶走去。
 
蛇们终于没有露面，只有一些讨厌的蛛丝，沾在头发上，脸上，用手轻轻一抹，也就不见了。蜘蛛也想挡道？这太可笑了。
 
尽管胳膊上、腿上，被灌木划出了道道血痕，但我还是顺利登上了山顶。
 
山顶，骤雨初歇，碧空如洗。湛蓝的天空上飘着朵朵白云，这些白云，似乎饱含着水分，给人以湿漉漉、沉甸甸的感觉。
 
绿油油的山冈上，横亘着一道巨大的彩虹，绚丽无比，伸臂可及——香山对我如此厚爱，居然把如此奇美的景色展现在我的眼前！

让蛇们和蜘蛛们哭泣去吧！